多问一句然后呢：超越第一阶段

引子：超越第一阶段
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冷知识盲盒。你有多久没有问然后呢？简单的三个字，却是能够启发思维的超级提示词。

今天咱们来聊一本书，名字叫做《然后呢？经济政策的连锁后果》，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、思想家托马斯·索维尔，也就是我们频道之前讲过的《人性观的冲突》那本书的作者。

这本书的英文原名直译过来，其实是《应用经济学：超越第一阶段的思考》。索维尔在这本书里，详细讲解了一种可能是最重要的经济学思维方式，那就是原书名副标题里的"超越第一阶段"。

超越第一阶段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任何一项公共政策或者法规——比如说政府出台了价格管制、不让房租涨价；比如说政府提供了免费的全民医疗；比如说出台了法律来保护残疾人就业——这样的一些政策和法规，在它刚刚被推出来的那一刻，也就是在眼前的"第一阶段"，那看起来通常都是很美好的，是合情合理、人人叫好的。

房租不涨了，人人看得起病了，残疾人有法律撑腰了，这样的好政策谁不欢迎？

可是呢，只要你一旦往下推演，看这项政策引发的连锁反应、后续反应，也就是到了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，那你经常就会发现，这个政策的后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的。甚至最后被伤害最深的，恰恰就是这项政策最想要保护的那群人。

比如说一个最经典的例子：全世界最难租到房子的城市，是纽约、旧金山、巴黎。这几个地方都是房源奇缺、房子老旧不堪、房东也懒得维修，很多人甚至要靠给房东塞红包才能够排上等候名单。但最讽刺的，是这几个城市恰恰都是长期实行非常严格的租金管制法的城市。

索维尔的醍醐灌顶

作者索维尔之所以有这种超越第一阶段的思考习惯，来自于他年轻时候的一次醍醐灌顶。

他在哈佛读本科的时候，有一次在经济学课上，他的教授阿瑟·史密西斯（Arthur Smithies）问他对一项政策有什么看法。索维尔就立刻慷慨陈词，解释这个政策会带来多少的好处。那个教授听完之后，没有夸他，也没有反驳他，只是非常冷静地追问了三个字：然后呢？

索维尔一下子就被问住了。他开始认真地去推演"然后呢"，结果他就发现，自己原来满怀信心去支持的那个政策，推到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之后，结论就完全反过来了。

"然后呢"这三个字，就是超越第一阶段最简洁的一个概括，也是这本书想要介绍给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习惯。

我把这本书里那些只看第一阶段的政策法规，归纳成了三种典型模式：价格管制、保护变伤害，以及风险转嫁。

第一种模式：价格管制

租金管制的连锁反应

但凡一个东西涨价了，从政客到老百姓，想到的第一个对策就是把价格给管起来，不让涨、把价格给冻住，那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但是这只是第一阶段的效果。

我们就拿房屋租金管制这个最经典的例子，来追问几个"然后呢"：

第一阶段：当政府说房租不准超过某一个数字，那些已经住在房子里的租客当然很开心，那些暂时还没有租到房的人一开始也很开心。

第二阶段：开发商不建新房了。开发商算了一笔账，按照这个管制之后的租金，根本就收不回成本，那为什么还要建呢？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在二战后实行非常严格的租金管制，结果整整9年，一栋新公寓都没有建成。租房供给退出的多、进来的少，于是可供出租的房源就越来越少，价格是没有涨，但是大家租房越来越难，能租到的房子也越来越老。旧金山有一个调查发现，租金管制之下的公寓，超过3/4的房龄都在50年以上，有44%的房子房龄甚至超过了70年。

第三阶段：已经住在房子里的那些人，也开始浪费房子了。本来你一个人住，如果房租是市场价，那你可能就会选一间小公寓。但是现在租金被人为压低了，一个人住一套大房子也没有多大负担，那为什么要搬呢？旧金山200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，在将近一半的那种房租管制的公寓里，都只住了一个人。这就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：价格低了，人就会多消费；每个人占的住房空间变大了，能留给别人的就更少了，于是稀缺就变得更严重了。

第四阶段：连锁反应传导到了房东。房东发现修房子不划算了。以前在一个供给比较充足的开放市场里，房子坏了就得赶紧修，不然租客就要搬走了。但是现在供给变少了，租客排着队等房子，修不修都有人租，于是维修就减少了，房子变得越来越破、越来越旧。而且有些房东连不修都撑不住了，因为维护成本早就已经超过了租金管制的租金收入了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，于是他们干脆就弃楼跑路了。纽约市政府就因为这个接管了数以千计的废弃建筑，很多都被直接用木板封了起来——这已经是纽约市某些街区的街头异景了。纽约那些被废弃的住房单元的数量，竟然远远超过了睡在纽约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的数量。

第五阶段：黑市出现了。房子奇缺，但总是有人愿意出高价的，于是钱就开始在台面下流动——给房东塞红包、给管理员行贿、搞各种灰色交易，纽约的租房市场里就充斥着这种灰色操作。

第六阶段（最讽刺的一步）：开发商发现，既然普通公寓不赚钱，那我们就只盖豪华公寓，因为豪华公寓是不受管制的。于是，一座声称要保护穷人住房的城市，到最后满大街建的全是穷人住不起的房子。纽约有全美国最严格的租金管制法，同时也有全美最高的房租——这也不是一个巧合。

与纽约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隔壁不远的马萨诸塞州，那里在立法废除了地方租金管制之后，一些社区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开始建造新的住宅。放开价格，价格反而下跌了。

价格管制的逻辑链条就是：降价会导致短缺和质量下降，然后黑市繁荣、资源错配，最终价格反而更高。每一步其实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，只需要追问一句"然后呢"。

尼克松的工资物价管制

1971年，当时美国的通胀非常严重，尼克松不顾经济学家的一片反对，宣布全面冻结工资和物价。第一阶段的效果很好，媒体一片叫好，民众也觉得总统终于出手，帮我们来治一治那些老板和奸商了。尼克松就是靠着这波人气，在1972年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连任。

但是然后呢？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赫伯特·斯坦后来回忆说：我们后来发现，牛被扣在农场里不肯卖，鸡被直接淹死，商店的货架被搬空——管制导致供应商不愿意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货，于是物资开始短缺。又是经典的剧本。只不过这些都是第二阶段的后果，是在尼克松连任之后才慢慢显现的。

药品定价

开发一种新药通常需要10年以上，花费数以亿计的资金，而且绝大多数的研发都是失败的。一家药企一年要合成几千种化合物，最终能够通过审批上市的，可能只有几种甚至一两种而已。那少数成功的药，就必须把所有的研发成本都赚回来，否则就没有人开发新药了。

但是那些政客看到的只是：这颗药的原材料成本才两毛五，你卖两块钱，实在是太暴利了，不能放任你们这些黑心药企。加拿大政府的医保体系，都是以很低的价格大量采购美国药企的药，是只按制造成本来定价的，没有分摊任何研发的费用。

如果没有人为那笔巨额的研发费用买单，那药企就没有动力开发下一代的新药。但这个后果不会马上出现，因为一种新药的开发周期往往是10年以上。等到10年以后，人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症、癌症、艾滋病都没有新药问世的时候，那当初推动药价管制的那些政客们，早就已经卸任，在愉快地写回忆录了。没有人需要为这种第二阶段的后果负责。

索维尔说：对于那些政客来说，杀掉下金蛋的鹅是一种完全可行、完全理性的政治策略——只要那只鹅不在我下次选举之前死掉就行。

1990年，欧洲和美国的药企各占全球药品市场的1/3，而到索维尔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欧洲的份额已经降到了21%，而美国上升到了50%。欧洲药企纷纷把研发中心搬到美国，因为只有美国市场的价格能让他们收回研发成本。

第二种模式：保护变伤害

残疾人法案

1992年，美国通过了《残疾人法案》，要求企业为残疾员工提供各种合理便利，比如要让轮椅能够进出办公室。第一阶段的效果看起来很好，残疾人有了法律保护，很多企业也的确因为这个法律改善了工作条件。

但是然后呢？经济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这项法案通过之后，残疾人的就业率反而下降了。原因很简单：雇主面对这种额外的合规成本和诉讼的风险，干脆从一开始就不雇佣残疾人了。法律保护了残疾人不被歧视的权利，却剥夺了他们被雇佣的机会。

这个案例还揭示了一条更深层的经济学原理：人的行为往往不是跟着意图走，而是跟着成本走的。你改变了成本结构，就改变了行为。

自由市场对歧视的侵蚀

反过来，如果歧视的成本被抬高了，那歧视会不会就直接减少了呢？有一种东西其实就会天然地抬高歧视的成本，那就是自由市场竞争。

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，政府出台了很多法规来系统性地歧视黑人，比如很多体面的工作都不准雇佣黑人。但是就是在这个臭名昭著的体制之下，恰恰就是自由市场的成本机制，在默默地侵蚀种族隔离的基础。比如说白人建筑商为了省钱和赶工期，就大规模地偷偷雇佣黑人工人，虽然这是违反种族隔离法的，但这些商人不会跟自己的钱过不去——于是政府不得不对几百家建筑公司开罚单。

1920年代的纽约百老汇，已经有黑人明星了。但是在同一个年代，黑人甚至都不能够加入美国海军，黑人女性连电话公司的接线员都当不了。为什么在同一个时代、同一个国家，歧视的程度天差地别呢？就是因为百老汇是一个竞争非常残酷、大赚大赔的行业，老板拒绝一个能够坐满整个剧场的黑人演员，代价实在太高了。而电话公司那个时候是政府特许的垄断企业，歧视的成本可以转嫁给所有的用户，所以管理层就可以毫无代价地按照自己的种族偏好来行事。

加州土地保护政策与房价飙升

加州是全美国房价最高的地方之一，但这不是因为加州的房子都建得特别豪华。问题不是出在房子本身的建造成本上，而是在地价上。

加州的海岸地区，从1970年代开始就大规模地推行各种土地限制政策：开放空间法、历史保护法、农地保护法、建筑许可审批等等。出发点五花八门——有的是要环保，有的是想保存城市景观，有的就是老居民想要房子升值。但它们的效果都是一样的：规定一个城市里很大一片区域都不准盖房子。

旧金山边上的圣马特奥县，超过2/3的土地都被划归为所谓的开放空间，法律是禁止在上面建任何东西的。那剩下的那1/3土地，价格能不飙升吗？

1969年的时候，硅谷的中心圣何塞的中位房价，是当地家庭中位收入的2.2倍，一个家庭用1/4的收入还房贷12年就能够还清。到了1979年，这个比值已经变成了4倍，要40%的收入还30年。到了2005年，这个比值已经变成了非常夸张的7.5倍。

这些保护城市空间的政策，保护了那些已经住在那里的老居民，因为他们的房子的确是升值了。但至于那些想搬进来的年轻人、穷人、教师、护士、警察，那对不起，你们住不起，请你们滚出去。帕洛阿尔托这个区域，只有7%的警察买得起自己工作的城市的房子，将近1/4的警察都住到了旧金山湾对岸。

加州的房产经纪人有一个说法，叫做"一直开到你买得起为止"——意思就是你在高速公路上一路往内陆开，开到你终于买得起房子的那个地方，才能够住下来。

从1990年到2006年这十几年里，旧金山的黑人人口下降了35%，邻近的圣马特奥县下降了33%。这不是因为种族歧视，而是因为他们单纯住不起了。一边口头说着我们需要多元化、我们需要可负担的住房，一边却用土地保护政策把穷人和少数族裔挤到了100英里之外。

与加州海岸形成最有意思的对照的，是拉斯维加斯。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，拉斯维加斯的人口几乎翻了三倍，但经过通胀调整之后的中位房价没有变化——因为那里几乎没有所谓的土地保护政策，于是新房的供给就跟上了需求的增长。直到后来，有一些环保团体成功阻止了联邦土地向开发商出售，结果拉斯维加斯的房价才开始起飞。又是同一个剧本。

FDA的审批激励

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是负责审批美国新药上市的，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公众不受危险药物的伤害——这个初衷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但索维尔说这只是第一阶段。

问题是那些负责审批新药的官员，他们面对的激励是严重地不对称的：

如果他批准了一种新药，后来却发现这种新药有副作用导致了1,000人死亡——那这1,000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，他们的家属会上电视去哭诉，国会会召开听证会，那么那个审批官员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，甚至可能要坐牢。
但是如果他不批这种药，那可能会导致1万个人因为得不到治疗而死——但是这些人往往只是死亡率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而已。

一位FDA的前任局长感慨说：美国国会因为FDA批准了某种药之后出了问题而召开的听证会，已经多到我们自己都数不过来了。但反过来，因为我们没有批准一种新药而被找去开听证会——这种情况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。

最经典的例子可能就是阿司匹林。医学研究其实早就证明，每天服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，可以把中年男性心脏病发作的风险降低将近50%。但FDA在1988年的一次会议上，明确告知所有的阿司匹林生产商说：你们不准在广告里宣传这个用途，否则我们就会起诉你们。有一项研究估算，这条禁令每年导致数以万计的人，本来可以通过服用阿司匹林来避免心脏病发作，但是却没有能够避免。

医疗事故诉讼

医疗事故诉讼的本意是让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可以得到赔偿、让医生更加小心，当然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了。

但是然后呢？在美国的有一些州，产科医生每年要交将近4万美元的医疗事故保险费（最后肯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）。有76%的美国产科医生都至少被起诉过一次，于是越来越多的产科医生就选择离开那些容易被起诉的地方。

书里写到，内华达州有一个孕妇，怀孕13周了，打了28个产科医生的电话，没有一个愿意接诊，因为那个地区的诉讼风险太高了，产科医生几乎都跑光了。

就算接诊了，医生也会大量使用所谓的"防御性医疗"——能过度治疗的就绝不保守。宾夕法尼亚州的产科医生里有54%经常开他们自己都认为不必要的检查，有38%做了不必要的有创操作。这些都不是因为医学上有需要，而是医生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起诉。

本意是保护患者的法律，结果却让患者担负了额外的风险和成本，甚至让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医生。

第三种模式：风险转嫁

飓风带的保险

美国一些沿海的地方是经常会刮飓风的，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建房子，那些私人保险公司就会要求你交很高的保费，要么就干脆拒保。这是市场在说实话，它是在警告你：住在这里非常危险，代价很高，你自己掂量一下。

但是政客这个时候出来了，他们说这样做太冷酷了，于是他们就立法不允许保险公司按照真实的风险来定价，甚至会让政府自己充当最后的保险人，用纳税人的钱来兜底。

第一阶段的效果当然不错：那些沿海的居民保住了房子，保费也变得"可负担"了，政客也赢得了选票。

但是然后呢？因为住在这些危险地带的代价被人为地压低了，那就更多的人会把房子建在这种飓风带，等下一场飓风来了，房子又被成片地刮倒，然后政府就启动救灾项目，用纳税人的钱帮这些灾民重建家园。但是很多人就是会在原地、在同一个反复遭灾的地方重新盖房子，因为他们知道下次再遭灾，政府还是会来救的。

少数人持续他们的高风险行为，政客收买了人心，然后纳税人买单。

全民免费医保

政府承诺让所有人都看得起病，这个第一阶段的效果当然看起来很美好：生病了不用自己掏钱，费用全由国家承担，个人的财务风险就被转移给了全体纳税人。

可一旦看病没有了那种自掏腰包的痛感，那会怎么样呢？法国有句老话说：每一个健康的法国人体内都藏着一个渴望被诊断的病人。看病既然是免费的，那么本来自己吃一颗止疼药就能够扛过去的头痛，现在也可以去挂号了；本来不值得专门跑一趟医院的小毛病，现在反正也不花钱，那为什么不去查一查呢？

不只是患者的行为改变了，医生的行为也变了。既然账单是由政府来兜底的，那医生开起那些贵的药和做各种繁琐的检查就毫无顾忌，甚至会有动力把一次能够打完的针拆成两次，好多赚一次诊疗费。

于是就有大量的轻微问题疯狂地涌入医疗系统，而医生又没有动力去控量，那么真正紧急的那些医疗需求，就被大量非紧急的需求给彻底淹没了。那既然不能再用价格来筛选患者，那就只能用另外一种东西来筛选——那就是时间，也就是漫长的排队。

在那些推行免费医保的国家，比如像是英国、加拿大，像是心脏搭桥、关节置换这样一些性命攸关的择期手术，患者往往要等上大半年。但是同样的手术，在美国几乎不用等待。很多真正的重病患者，就是在这种等待里把病情生生拖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。

更加完善的医保制度，应该是让患者看小病有痛感、得大病有保障的方案，那可能才会形成更加合理的激励。

结论：政治是第一阶段思维最喜欢藏身的地方

这三种模式机制并不完全相同，但是索维尔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指出，它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性的原因：政客的任期太短，而政策后果显现的周期太长。

一项政策的好处，在这个政客下一次选举之前就能够显现出来；而它的代价，要在选举之后很多年才会爆发。这就是第一阶段思维能够在民主社会里反复得逞的根本原因。

尼克松自己亲口在回忆录里说：他是知道工资和物价管制在长期是错误的，但是在短期的政治上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很受欢迎的。他的经济顾问赫伯特·斯坦也证实，白宫从一开始就不指望这些管制真的能够抑制通胀。

所以很多时候，政客不是不知道有些政策有超越第一阶段的后果，而是政治本身，就是一个只玩第一阶段的游戏。

索维尔说，经济学有一个古老的绰号叫做"阴郁的科学"，就是给人感觉阴沉沉的，不够阳光、不够正能量。索维尔说这个绰号其实很准确，因为经济学的确不提供给人感觉良好的答案，它只提供权衡。它是告诉你：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东西，每一个选择都有代价，每一个代价都有人在承担，只不过那个人可能不是你，甚至那个人都可能还没有出生。

而政治最擅长提供的，恰恰就是这种没有代价的幻觉。政客可以毫无负担地告诉你：我们既可以砍掉所有的煤电厂，同时又让电价下降。所以政治，就是第一阶段思维最喜欢藏身的地方。

好了，本期的冷知识盲盒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